中国古代之饮品除水外以酒居首要地位，主要是由于其在礼仪空间中常占一席之地。而作为平民化的饮品---茶，自唐以后地位才逐渐凸显。关于酒与茶的相关研究繁多，除酒、茶之外，仍有一类饮品上至贵族下至平民也多饮用，而以往研究多有所忽视，那就是“杂饮”.“杂饮”是指在水或酒中掺杂其它材料，以浸、煮等方式制作而成的饮品，其目的在于增加美味口感和养身祛病。因此，“杂饮”所呈现的是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。关于杂饮问题学界少有涉及者。就隋唐时期而言，李斌成先生主编的《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》，也未注意到杂饮问题，对隋唐时期的“饮”多注目于酒与茶。王赛时先生的《唐代饮食》曾对隋唐时期的食与饮做了颇为详尽地论述，尤其对于隋唐时期的杂饮也有所发覆，如已经注意到《大业杂记》中关于隋代杂饮的记载并有所考证。但是王先生的考证还不够详尽，其中有关隋代杂饮的一些看法还有值得商榷之处。因此笔者特撰兹小文，以期方家指正。一、隋唐以前的杂饮我国最早的宫廷饮品可追溯到《周礼·天官》的记载，此书记载负责掌管天子饮品的膳夫、食医、浆人等官员职名与执掌。这些官员共同掌管着王室所饮用的“六饮”,即水、浆、醴、凉、医、酏。其中，水的等级最低。“浆”是用谷物或是乳制品发酵而成的饮品，包括各种酸浆、米浆和酪浆。“浆”的口感偏酸，因此《礼记集说》将其解释为“醋水”.“醴”是经过过滤的米酒。“凉”是一种酒、水混合物。“医”是一种用粥酿造的醴。“酏”,郑注曰：“今之粥”,又曰：“酏饮，粥稀之清者。”也就是一种稀而清的粥。由此可见，我国最早的宫廷饮品，谷物制成品的比重很大。后世饮品的另一大宗---茶叶，虽在汉代已为人知，但并不十分流行。至少在北方地区依旧不为人所广泛接受。因此在北魏成书的《齐民要术》，茶叶仍然被归为非中国物产。比较早的杂饮有桂酒和椒酒，即用桂花和花椒浸泡过的酒，口感美味。战国和两汉都比较流行。在《楚辞》中便有“蕙肴兮兰籍，桂酒兮椒浆”之名句。东汉名士边让曾做赋云：“兰肴山竦，椒酒渊流。”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曰：“椒酒，置椒酒中也。”东汉末年还有蜜浆，可能就是蜂蜜水。《三国志》引《吴书》载袁术兵败途中，正值盛暑，“欲得蜜浆，又无蜜”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。各地混战给各族人民带来苦难的同时，也促进了人口的迁徙与流转。这种迁徙与流转，又为中原人士对南方植物，特别是食用植物提供了了解的机会。以《齐民要术》为例，其专列一章记录共计类非中国的物产，且对这些物产的特性及使用方法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。在南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所载之椒酒外，还有柏酒、桃汤和屠苏酒。在正月初一，“长幼悉正衣冠，以次拜贺。进椒柏酒，饮桃汤。进屠苏酒、胶牙饧。”柏酒和屠苏酒就是用柏叶、屠苏浸泡或煮过的酒，据说有祛邪、强体的功效。《肘后备急方》即载饮屠苏酒可以令人不病瘟疫。总之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饮食养生的追求以及南北物产的交流，使得饮品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，也为隋唐时期饮品发展打下基础。就杂饮而言，其果蔬、乳制品、药材及香料四大类在此时均已出现。以果麨为代表的果蔬类饮品的制作方法，在当时已经非常普及。所谓果麨，即类似于我们今日之果珍。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有李、杏、枣等多种水果果麨的制作方法，其中枣麨的制作方法如下：作酸枣麨法：多收红软者，箔上日曝令干。大釜中煮之，水仅自淹。一沸即漉出，盆研之。生布绞取浓汁，涂盘上或盆中。盛暑，日曝使干，渐以手摩挲，散为末。以方寸七，投一碗水中，酸甜味足，即成好浆。远行用和活麨，饥渴俱当也。可见这种杂饮味道更佳，消暑解渴。相比果麨而言，魏晋南北朝时逐渐兴盛的食疗养生观念则更引人注目。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，以药入饮、以香入饮的案例已经频繁出现。例如《齐民要术》引《术》曰：“井上宜种茱萸；茱萸叶落井中，饮此水者，无温病。”可见从两汉以后，中国古人已经不再单纯追求饮品仅为解渴这一浅层次的生理要求，而是将饮品与养生、预防疾病等观念相结合，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。
本文编辑：佚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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